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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在世界范围内肆虐,应该如何调整恐慌

作者:admin 来源:原创 时间:2020年06月09日 04:43:29浏览:
撰文:AMY MCKEEVER 塔吉特百货商店的货架上通常摆满了湿巾、洗手液和卫生纸。在弗吉尼亚州的一家塔吉特百货商店,由于新冠病毒的爆发,人们纷纷囤积物资,导致货架空无一物。是什么导致了“恐慌性抢购”?心理学家说,这源于人类在压力大时想要重新获得控制权的渴望。 摄影:WIN MCNAMEE,GETTY IMAGES   自从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以来,我们亲眼目睹了人们不遗余力地抢购一卷厕纸、一瓶洗手液或一个面罩的场景。随着确诊的新冠病毒病例数量的增加,各国家和地区纷纷叫停大型集会或关闭商店,以增加社交距离,这些不确定性正推动所谓的“恐慌性抢购”,导致商店货架上的物品很快就被抢购一空,让商家根本来不及重新补货。   至少自1918年西班牙流感爆发以来,恐慌性抢购物资一直是人类应对流行病不确定性的一种方式。当时巴尔的摩居民纷纷挤入药店,寻找任何可以预防流感或缓解流感症状的药物,直到2003年SARS爆发时人们都是如此。 焦虑是人脑的一种进化适应,有助于我们为潜在的威胁做准备。当地时间3月14日,数百名加州购物者排队进入Costco采购,为新冠疫情大流行做准备。 摄影:MARIO TAMA,GETTY IMAGES   “之所以会出现极端反应,是因为人们觉得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胁,他们需要采取措施来让自己感觉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教授Karestan Koenen解释道。   不过,到底是什么让我们陷入恐慌呢?我们遇到瘟疫这样的高压事件时到底应该如何保持冷静呢?这取决于我们大脑的不同区域如何相互作用。 恐惧和恐慌的进化   人类的生存依靠恐惧和焦虑,要求我们在遇到威胁时立即做出反应(想象一下:狮子即将出现),也要求我们能够仔细考虑感知到的威胁(今晚狮子会在哪里?)   当大脑中进行的某种协商出错时,人们就会产生恐慌。Koenen解释说,大脑的情感中心杏仁核希望我们立即摆脱伤害,并不关心我们如何躲避狮子。   不过,负责处理行为反应的前额皮层却坚持认为,我们应该首先考虑狮子的情况。当我们再次遇到狮子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有时焦虑可能会成为障碍。前额皮层并非直接与善于规划和决策的大脑区域对话,而是对大脑其他区域之间的相互对话感到困惑,这些大脑区域会模拟出我们成为狮子晚餐的所有可能场景。   当整个大脑思维过程出现短路时,就会产生恐慌。   当我们的前额皮层想要思考明晚狮子可能会在哪里时,我们的杏仁核却在超负荷运转。   “当大脑中更理性的部分(前额皮层)情绪失控时,就会出现恐慌,”Koenen说。你的恐惧会非常强烈,杏仁核接管一切,肾上腺素开始分泌。   在某些情况下,恐慌可以挽救生命。当我们面临被狮子咬伤或被汽车碾压的紧急危险时,最理性的反应可能是逃跑、战斗或冻结。我们不希望大脑花太多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   不过,只听杏仁核的意见会带来严重的缺陷。Enrico Quarantelli是一位社会学家,对人类在灾难中的行为方式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在1954年的著作《The Nature and Conditions of Panic》中,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妇女听到爆炸声,以为炸弹击中了自家的房子,于是逃走了。直到她意识到爆炸发生在街对面时,才想起来把孩子留在了家里。   “恐慌是一种非社会行为,而不是反社会行为,这种社会规范的瓦解有时会导致最稳固的基本群体关系的破裂,”Quarantelli写道。   恐慌对长期威胁也没有多少帮助。当出现长期威胁时,大脑额叶皮层必须保持清醒,提醒你可能发生的威胁,同时花时间评估风险,制定行动计划。 不确定性如何引发恐慌   不过,如果我们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都会接收到大量信息,为什么有些人会囤积卫生纸和洗手液,而有些人却无视这些风险,挤进酒吧呢?   众所周知,人类在面对不确定性时非常不善于评估风险,导致我们高估或低估自己的个人风险。   Sonia Bishop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副教授,主要研究焦虑如何影响决策。她说,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这一点尤其正确。来自政府、媒体和公共卫生机构的不一致信息会助长焦虑,比如关于社交距离的各种建议。   “我们不习惯在可能性迅速变化的环境中生活,” Bishop说。 恐慌和我们的心理偏见   Bishop说,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无模型学习”方法来评估自己在面临不确定性时的风险。这种方法本质上是试错法:我们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逐渐改变对某事发生的可能性的估计:如果真的发生,这件事会有多糟糕,以及我们需要投入多少努力来阻止其发生。   Bishop说,当我们没有关于如何处理威胁的模型做指导时,许多人会转向基于模型的学习:我们要么试图回忆过去的例子,要么模拟未来的可能性。   于是就会出现“易得性偏差”。当我们经常听说一些信息时,例如,一条广泛报道的飞机失事新闻,我们就会很容易想象自己搭乘一架即将坠毁的飞机,因此就可能会高估飞行的风险。“我们很容易在大脑中模拟类似的场景,由此严重干扰我们对概率的判断,” Bishop说。   类似地,有些人对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也存在偏见。悲观主义者无法停止焦虑地想象所有可能的世界末日情景,而乐观主义者则倾向于相信没有什么坏事将会发生。即使他们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他们也会使自己确信自己非常健康,不会死于新冠病毒,进而与自己的世界观保持一致。Bishop说:“这会让你重新获得一些掌控感。” 是否有正向恐慌?   虽然肯定有人处于这两个极端,但大多数人体验到的却是另一种感受:急性焦虑。   在面对灾难时,一定程度的焦虑是有好处的。恐惧会提升我们的警觉性和能量水平。恐惧提醒我们洗手,关注新闻,甚至前往杂货店购买储备必需品。   特拉华大学的流行病学创办负责人、公共卫生准备专家Jennifer Horney指出,在美国这样的地方,稍微多一点恐慌可能会特别有用。在遵守隔离和检疫等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方面,美国人做的历来不如其他国家居民。   “从这个意义上讲,多一点恐慌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的行为确实会影响他人,”她说。   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焦虑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首先,当我们变得更加焦虑时,我们的大脑远离恐慌模式也变得更加困难。研究表明,慢性压力实际上会缩小我们大脑中有助于思考的脑区,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恐慌。   Bishop指出,我们的身体生来并不能承受急性压力和连续数周或数月的慢性压力。虽然它们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短暂的能量爆发,但最终会让我们筋疲力尽、情绪低落。如果人们对保持社交距离感到精疲力竭,以至于在新冠疫情大流行达到顶峰之前又开始外出,最终会对社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恐慌和疫情大流行干预   在2009年的H1N1(“猪流感”)大流行期间,Horney曾培训过快速反应小组,她说,减少不确定性是确保我们的干预措施发挥作用的关键。   她指出,冠状病毒并非完全未知。公共卫生官员在应对非典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过程中对冠状病毒也获得了很多了解。   “目前的很多举措都是典型的公共卫生措施,都是为了控制疫情,只是规模更大而已,” Horney说。   “我们一直会因为疫情爆发而对邮轮进行隔离,但通常都是诺如病毒或季节性流感。” (译者:流浪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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